大学中文系能培养作家吗

2021-09-29 08:38 大众报业·大众日报阅读 (11732) 扫描到手机

□ 本报记者 刘君

很长一段时间里,在作家圈和教育行业内存在一种说法:大学中文系是培养不出作家的。最有力的例证,就是细数中国近现代名作家,读中文系的寥寥无几。比如学医的鲁迅、郭沫若;金庸法学毕业,徐志摩读的政治经济学,还有冰心、张爱玲、钱钟书、余光中是外国文学系毕业,沈从文、巴金、叶圣陶压根就没上过大学。因此,美学家朱光潜甚至断言“去中文系学习写作,纯粹浪费时间”。

9月18日,我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里,聚集了90多位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、出版人,以“校友作家”这同一身份,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陕西师范大学校友作家论坛,老话重提也就又难免了。

学得越多,框框越多?

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,有两个方面的含义,一是说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好作家。二是认为大学教育也不需要以培养作家为目标。

因为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与才情,任何学校都无法批量生产好作家。相比之下,中文系就是有个宽容一点儿的空间,让喜欢文学然后又有点儿文学才能的人,能够从事写作实践。中文系的课程,不管是文学史还是一些文学理论,对于作家拓展知识视野,提升知识素养是有帮助的。不过整体偏学术化的课程设置,也可能会让有一些创作潜质的苗子告别创作,反而培养学者比培养作家的成就更大一些。

以我们中文系88级为例,当年200多人中喜欢文学创作的不在少数,当年还创办了一个文学小刊物《红月亮》,毕业时把习作结集出版为《青春诗语》,书名是著名作家贾平凹题写的。

可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后来不再从事写作了呢?

一个同学这样总结,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,很难再进行小说、诗歌创作,因为动笔之前,总是会犹豫,会想到这与文学理论或小说技巧吻合了吗?总是会有很多条条框框束缚。

这种“双刃刀”般的解读,确实是读中文系反而成不了作家的一个流行的说法:考中文系的同学大多带着当作家的梦想,但作家梦的破灭也是在大学时代。读了那么多经典作品,大家都试图去创作,后来发现创作更需要天赋和勤奋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最后剩下来的寥寥无几。

作为“寥寥无几”之一的校友马知遥,目前是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、学科带头人,博士生师导。他毕业之后先去新疆,再去南方,后来又辗转到了山东,10年前举家到了天津。尽管他没有如愿以偿地进入作协当专业作家,但他一直用自己的创作表达着对文学的向往。他这次给母校带来8本书,但其实他已经出版了30多本书。

如果说大学期间,文学的教育和启蒙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引导作用,而大学毕业后,对大学教育的回顾和文学作品的再吸收,是他继续成长的关键。但在写作过程中,他深有感触的是,学生时代过于沉迷于作品的浪漫情景,缺少和现实生活的近距离接触,导致的可能是眼高手低,无法将创作和生活完美结合。掌握了过多的文艺理论知识,框住了创造力和想象力。过于依赖所学知识,以至于写作中卖弄辞藻炫技的文风太足,丧失了创作的自然之美。

“学院气质”

但对于学中文反而不利于写作,更多的人不以为然。就以这次论坛而言,上至耄耋,下至而立,这么多校友以“作家”身份而来,本身就证明了中文系与作家的高关联度。而且,相较起以往总看近现代文学史,如果把视野更开阔一些,这种关联性在当今文坛已更显见:近些年来,出身中文系的作家多了起来,刘震云、陈建功、骆一禾、曹文轩、“新武侠”代表步飞烟,北京大学中文系;张炜,烟台师范专科学校(今鲁东大学)中文系;苏童,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;路遥,延安大学中文系;贾平凹,西北大学中文系;韩少功,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;梁晓声,复旦大学中文系;马原,辽宁大学中文系;格非,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;杨争光、周晓枫、路也,山东大学中文系…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校友阎晶明认为,如今在大学里聚集作家,已经成为一种常态:从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到上海复旦大学,包括其他很多著名高校,有很多作家在学校里工作,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在学校读书工作成长起来的,有的是在成名之后又到大学里工作的,也就是说作家和大学其实已经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联,中文系成为作家渊薮的趋势也开始明显。

之所以如此,中文系系统的学习教育当然功莫大焉。

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谈到母校对经典文学的重视,对严肃文学的尊崇,使他在面临各种文学纷争时会有一个自己的站位和基本的定义;而母校的校训校风和文风的熏陶,使他在面临一些诱惑时不受外力干扰,始终有确定的方向和坚定的立场。

校友作家白描从自己的写作经历谈起,从母校启程的写作实践中,广泛而系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、文学理论著作,给了他写作的底气和底色,呈现在他的《苍凉青春》《陕北:北京知青情爱录》《秘境》《天下第一渠》等长篇小说、长篇纪实文学,以及《被上帝咬过的苹果》《人·狗·石头》等散文集中。

这正是大学中文系走出的作家引以为傲的地方。中文系,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扎实辽阔的文学背景。它使得作家在写作实践时更加理性自觉,可以给自己一个清晰定位,找到自己的可能性和空间,找到自己在当下创作中的坐标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校友李建军把它命名为“学院气质”,他认为,这是一种体现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操,就是知识分子气质。如果没有自由的人格精神,没有高尚的审美追求,文学写作就没有方向。这也正是长篇小说《大秦帝国》的作者、校友孙皓晖一直践行的,“新时代知识分子要增强国家意识,为国家发展负起责任,在创作和研究中体现民族立场。”

这种气质在另一同级校友冯玉雷身上也得到了验证:目前就职于西北师范大学《丝绸之路》杂志的冯玉雷,大学时便显露出自己的文学才华。毕业近三十年来,出版了中长篇小说十余部,文化专著十余部。他笔耕的领域从敦煌到人类学,从美术学到考古学……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,忍受孤独,锲而不舍。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野马,尘埃》历时12年创作,上下卷近百万字,被誉为学者型小说的当代性承接与超越之作。

中文系与写作:

手还可以携得更紧?

当然,大学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,也许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。翻翻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,基本都是偏学术化的,有关写作的课程也许占比百分之十都不到。这可以说是中国高校设中文系以来的传统。早在民国时期,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院精英,坚持中文系的学术本位,甚至排斥文学欣赏与写作,一心培养饱读诗书、理性冷静、理解与分析能力高超、逻辑思维能力强悍的学者。

这一传统至今仍为主流。山东大学文学院马兵教授举例:山东大学文学院目前有三个国家级的基地班,这些基地班都是培养有学术潜质的人才,而不是看重文学创作。也就是说,从“教”的一面看,本身就不以培养作家为目的;而从“学”的一面看同样如此,从生源来说,因为成绩等因素“被中文”的占了多数,真正抱着成为作家热望投身到中文系的,同样比例也不高。

所以与其想当然地讨论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,不如讨论高等教育怎样设立更有针对性的作家培养体系更为切实。

能成为作家,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与素养。其中如一颗善感的心灵,深厚的人文情怀,高超的语言能力等等,关键还要有持续的耐力,艰苦耕作的决心。

中文系的培养,对这几个方面是否能起作用?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孙书文认为,“读经典,能感受到天地广阔,能体验人性深广、自然的美,是非常有益的。高超的语言能力,更是可以通过读经典来获得相关滋养。由此看,还重在中文系如何教,学生如何学上。”

因此,创作并非不可教,而在于“怎么教,谁来教”,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,学校教育就能在培养作家上发挥出更大优势。

汪曾祺先生有篇文章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,回忆他的老师沈从文教写作的事儿。

“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。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。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。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,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。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,收效甚微,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。”

这么看来,沈先生与汪先生大概是觉得“写作”这事儿还是可以教的,但这个可教,绝不是循规蹈矩,像数学1+1等于2般可教。

只有有了更强的针对性,中文系与写作,手才可以携得更紧,培养作家也并不是空中楼阁,这也被很多事实所证明:在文学史上,以创作为目的的大学专业,“批量生产”作家的也并不鲜见。比方说美国戏剧的奠基人尤金·奥尼尔,就是在哈佛大学著名的戏剧研习班学习一年后,剧作水平大有提高,很快就创作出名剧《天边外》,完成了从文学“素人”到执剧坛牛耳的惊人跨越。而这个班,也“批量”培养了众多戏剧家。

当前,在大学中文系或者说文学院培养作家,也越来越成为我国文学教育的目标之一。马兵介绍,目前国内高校文学专业培养作家的途径有两条,一条是借鉴海外的创意写作,设立创意写作相关的课程和专业,比如说创意写作专业硕士。另外一条是作家班,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都办了作家研究生班,招纳了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批青年作家就读。阎晶明则介绍,中国作家协会的鲁迅文学院跟高校联手培养研究生,很多大学举办创意写作班,甚至也招收作家来办作家班,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三四十年不断地实践,当前国内文坛大量骨干,都出自这里。

看来,只要培养作家成为文学教育的目标之一,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中文系走出来,本文的主题也就会有不证自明的那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