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摘丨《甲午战争史》第二节：中日交涉撤兵与清政府和战两歧

□戚其章

第四阶段：从7月14日至25日，是主战空气高涨而又希望转圜的阶段。

7月15日，即日本发出“第二次绝交书”的第二天，光绪皇帝颁旨，命户部尚书翁同龢、礼部尚书李鸿藻，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。16日，中枢诸王大臣会议。会议间，翁同、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，而奕等持观望态度，因此议无所决。会后，军机大臣以此入奏，光绪大为震怒，严责上次办理失当，此番须加整顿，宣示主战之意，并传慈禧太后“懿旨亦主战”。当天，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:

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，如势不可挽，朝廷一意主战。李鸿章身膺重寄，熟谙兵事，断不可意存畏葸。著遵前旨，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。若顾虑不前，徒事延宕，驯致贻误事机，定惟该大臣是问!

在朝廷的严令下，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。

此时，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。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:“为今之计，与其后日添防，老师匮饷，靡有穷期，何若今日临以大兵，示以必战?倘该夷自揣理屈，退兵守约，诚国家之福。设仍相抗，即以一战，挫其凶锋。”礼部右侍郎志锐亦上疏称:“我若急治军旅，力敌势均，犹冀彼有所惮，不敢猝发。是示以必战之势，转可为弭衅之端。不然，则我退而彼进，虽欲求无衅，不可得也。”并指责依赖列强调停之失当:“全凭口舌折冲，虽俄、英各使逞辩苏张，果能化弱为强，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?”翰林院修撰张賽则上书翁同龢，为“中国之兵狃于庆典，不开边衅，翱翔海上”的情况担忧，提出:“此时舍大张旗鼓，攻其所必救，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。”这些议论，多是批评前此已失机宜，应为亡羊补牢之计，力争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。

也有一些官员虽不反对主战，但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。给事中余联沅认为:“轻于开衅，则兵连祸结，恐无已时;急于求和，则贻患养骄，亦非至计。当此之时，能守而后可以言战，能战而后可以言和。……而大局所关，一有不慎，则成败利钝争于顷刻。"建议朝廷:伤下廷臣密议，广集群策，独运)谟，计必出于万全，事无持夫两可。”他主张或战或和皆须慎重。御史钟德则忧虑北洋陆军不可恃，想战而不可能。他指出:“然则今日即不遽战，尚安不筹战?而臣独不能不长虑而却顾，何也?北洋水陆诸将，即使尚有可恃，办必不堪疲于独战，况未必可恃乎?其势将不得不搜起宿将。然所号宿将者，夙知之矣:名位已极，家实已厚，精气久耗于利欲，而勇悍非复其往时，仍泯然庸众人耳。”工部郎中端方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说:“然前谋之不预，持之未坚，则本根动摇，事变杂出，或因小有胜负而浮说已兴，或因谋出老成而赔偿如故。从前俄、法衅端，其初未尝不言战也，而卒归于失算，则谋之不预，持之不坚也。而犹能终归于和，则以其始之不忘战也。况今日之事强弱众寡迥不相侔哉?”并提醒朝廷既战而应善其后，因为“一胜一负，兵家之常。万一小有挫衄，则主和者得以阻挠，主战者无所依倚，势必人心震恐，致坏大局。”这些议论提出的问题，显然都是确实存在而且应该注意解决的。

那么，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是否已趋于一致呢?当时，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电询津海关道盛宣怀:“日来情形如何?内意及傅相意若何?”盛宣怀在复电中称:“上主战，派翁、李会议，内外臣尚合拍。这是他有意地做官样文章，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。事实上，他也无法如实回答。此时，中枢的意见并未真正统一，除翁同龢、李鸿藻外，多数人仍然幻想依赖列强调停，并无主战的决心。7月18日，以翁同龢领衔的《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》便反映了这种首鼠两端的情形:

倭人以重兵驻韩，日久未撤，和商迄无成议，不得不速筹战事，此乃一定之法。……此次派兵前往，先以护商为名，不明言与倭失和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。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，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，我既预备战事，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，情愿就商，但使无碍大局，仍可予以转圆。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。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，必须谋出完全。况与洋人战，尤多牵掣。刻下各国皆愿调停，而英人尤为着力，盖英最忌俄，恐中倭开衅，俄将从中取利也。我若遽行拒绝，恐英将暗助倭人，资以船械，势焰益张。且兵端一起，久暂难定。中国沿海地势辽阔，乘虚肆扰，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，筹款殊难为继；此皆不可不虑者也。然果事至无可收束，则亦利钝有所勿计。

此折反映了中枢内部和战两歧，实际上是主和主战两派妥协的产物。会议的结果，仍然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，但以和商为主的方针。当时，中日两国的交涉已经中断，所谓和商也只是通过第三国的英国来继续调停而已。

由于清朝当局幻想日本会“有悔祸之心”，而且相信列强“逼着日本讲理，谅亦不敢不从”的胡话，因此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军事上始终缺乏必要的备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命运。

《甲午战争史》

戚其章

上海人民出版社